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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节很快就要到了，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和身边所熟悉的人的爱情。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两个人真心想爱，彼此山盟海誓，最终导致结婚生子，生活其乐融融。但是，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往往被家庭的琐事所拖累，感情逐渐趋于平淡，渐渐忽视了对方存在的重要性，甚至听不到对方曾经常说出的“我爱你”，自己有时也懒得再甜言蜜语。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常常觉得两口子互相都没有二心，家庭生活异常地稳定，在一起已非常默契，因此，不至于会因为听不到对方的赞美话而感情破裂。有时，在平静的夫妻生活中忽然听到对方说一声“我爱你”这样的“甜言蜜语”，反而会觉得不自在，并常常会琢磨，对方是不是最近有越轨的行为。

　　不光是结婚久了的夫妻，就连少夫少妻之间，有时也很少听到“我爱你”这样的甜蜜话语。

　　其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的感情是一致的，都有喜怒哀乐，都有对恋人的爱慕之心，中国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民族会把对恋人的感情看作是个人的事情，有些民族则会看作是家族的事情；有些民族会让自己的真实情感自然地流露，有些民族则会刻意压制自己的感情。

　　虽然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同样有着对性爱的追求，婚姻中同样包含着性爱、婚姻和生殖三大要素，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性爱和婚姻的理解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一般说来，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太习惯于说出“我爱你”。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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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一：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内向的性格。

　　综观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东濒大海，西接高原，北临戈壁沙漠，气候寒冷，南有群山峻岭，天气炎热，基本处于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之中，只有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四季分明，河湖港汊，山川秀丽，最适合于居住。于是，我们的先民满足于这样一个适于生存的地理环境，不愿超越这个地理范围去移民、去征服。在这样一个环境封闭但又范围广阔的天地里，中国人的言行举止逐渐养成了内倾的习惯，形成了内敛、向心的民族性格。

　　我们的先民认为，人是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寻求外界的帮助。万物皆备于我，人自身的内心能解决世间所有的问题，又为何向外界寻求什么呢？因此，我们的先民遇到问题，总是先从自身寻求原因。我们的传统哲学强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动力，因此，内因重于外因，说的就是这种内倾的性格。这种哲学要求人们在出现问题时，强调从自身寻求原因，看看是否是因为自己意志薄弱，或是世界观没改造好。

　　这种内倾的性格要求人们说话含蓄，拐弯抹角，行为庄重，从不越轨，谦虚谨慎，锋芒不露，慎于冒险，谨于革新，始终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即便心中对恋爱的对象充满着丰富的情感，也不要直言露骨。所谓爱你在心口难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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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二：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造就了中国人自我压抑的性格。

　　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我们的先民自古就养成了内向的民族性格，而儒家思想的出现又强化了这种内敛的民族性格。儒家发展到宋明时期，形成了宋明理学（在西方被称作新儒学）。

　　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理欲之辨。“理”先于任何事物而存在，万事万物都是由“理”发生的，故称“天理”。“理”不但是自然界的最高准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准则，所谓孝、悌、忠、信这些道德规范就是“理”的具体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善”。而“欲”就是个人的物欲、私欲，与“理”相对立，就是人们常说的“恶”。“理”与“欲”势不两立。朱熹打过一个比方：“饮食之间，孰谓天理，孰谓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就是说，饮食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人性的要求，即“理”。如果过分追求奢华，过分追求饮食，就不是“理”，而是“欲”。

　　理学认为，任何人心中都有善、恶两个念头，二者总要发生矛盾，常常是恶的念头更多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要时时提防恶的出现，不能让恶占了上风。光这样还不够，为了彻底克服“欲”的纠缠，就必须要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体认省察，要“存天理，灭人欲”。灭私欲的具体办法就是“克己循礼”，努力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完全符合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人的情感是一种典型的人欲，因此应不断地“以理节情”、“以理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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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三：传统中国人的情爱不属于个人，而属于他出生的家庭和家族。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婚姻应该是以性爱，即两个人的感情为基础，是个人的行为，他人无权干涉。因此，爱情和婚姻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做主去选择配偶，而不应该由任何其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说三道四，或做出任何安排。其实，这种爱情和婚姻的观念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来自西方文化，是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两人的恋情和婚姻并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婚姻的基础不是两性之间的相互爱慕，而是生儿育女，婚姻的目的是要使家族的香火能延续下去。在生殖、情感和性爱这婚姻的三大要素中，生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爱情，或者性生活不和谐，不会对婚姻造成多大的威胁。然而，如果不能生育，婚姻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如果女子不能生育，为了将家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家族就会采取其它的办法进行补救，或是丈夫纳妾，或是丈夫“典妻”，即借别人的妻子来生孩子。总之，家族的香火不能断。

　　从这一意义来说，爱情和婚姻并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的事。既然恋爱和婚姻是家族的事，其目的是要满足家族繁衍的需要，那么，婚姻也不会以个人感情的改变而改变。于是，在这种超稳定的婚姻中，两人之间的情感自然就降到了次要的地位，甚至于两人没有爱情也可以实施传递香火的义务。既然爱情和婚姻并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既然爱情在婚姻中可有可无，夫妻间过多的亲密也显得多余，表达爱情也变得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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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四：由于传统的中国人缺乏个性的独立，中国人的爱情观中包含着对权威的屈服。

　　上面说过，由于婚姻不是两人相爱的自然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因此，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婚姻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家族的义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的是婚姻是父母的安排，即便两人情投意合，也要经过家长的同意，同时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由家长指定的媒人“撮合”而成。

　　家长的权威实际上是专制制度在家庭内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源自家庭的管理模式。国家国家，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基础，对国家的统治是按照家庭内部的管理方式来制定的。在整个国家内，皇帝就是家长，臣民就是子孙。同样，在家庭内部，家长（尤其是男性家长）就是家庭内的皇帝，其他人都处于服从的地位。

　　在家长的权威面前，传统的中国人把一切都交由父母来安排，包括自己的婚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追求爱的权利，一切只是为了让父母满意。如果自己的追求与父母的安排相吻合，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幸福；如果与父母的安排相违背，婚姻就可能以悲剧而告终。我们的父辈、爷辈不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南宋词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中，陆游的母亲为使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宫，硬是把这两个青梅竹马、情爱弥深的夫妻拆散，陆游夫妇不得不屈服于家长的权威和专制，使原本幸福的婚姻葬送在对家长权威的臣服和对传统孝道的遵从之中。在我们的父辈中，党组织安排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恋爱、婚姻的现象不胜枚举。这实际上也是子女听命于家长的权威，把自己的爱情、婚姻交由家长安排的一种体现。

　　既然恋爱、婚姻无自由而言，自由地表达爱情就既可能，也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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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五：重实际、轻玄想的文化传统使得恋人之间缺乏浪漫的情感。

　　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性的农业文化。几千年来，我们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从事农业生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若无大的灾荒，只要勤于耕作，总会有所收获。这种简单而又重复的生产方式，使得我们的先民注重实际，轻视理论，追求功利，讲求实用，养成了重实际、轻玄想的务实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而关注人生，轻视来世，注重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日常生产经验的积累，进行了许多与实际生产相关的技术性创造发明，但对那些并不能马上见到实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感兴趣。

　　在这种过于注重实际和现世生活的文化中，男女之间的感情总是以婚姻为目标，而婚姻又以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为目的。因此，传统社会不可能注重男女之间的真实感受，不可能关注两者之间是否有真正的感情，男女之间的感情总是处于第二位的。男子娶妻，主要要看女子是否能踏实肯干，能否干农活，家教是否严格，性格是否柔顺，为人是否明理。至于是否长得漂亮，是否有情趣，是否性感，那是不重要的。即便是讲究长相美，也只是一种端庄、朴素、健康的美，绝不是一种性感美。性感美根本不在大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性感压根儿就不能当饭吃。两口子结合，主要是要齐心协力，把农活干好，把父母侍奉好，把孩子抚养成人，以后好把家庭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这就是传统中国人的择偶观念。

　　在这种重实际的文化下，婚姻生活不需要浪漫，因此，“恋爱”双方也缺乏浪漫的情调，缺乏一种精神上的交流，缺乏对情感的超越。会说“我爱你”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还不如少说几句“我爱你”，多挣几个钱回来，或者多挑几担水来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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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六：恋爱的双方的“互渗”状态和超稳定的婚姻，使得两者的关系处于一种“放心”状态。

　　在现代人的婚恋观念中，恋爱的双方均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虽然彼此相爱，但各自都有自己的空间，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出现的。然而，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恋爱导致的必然结果便是婚姻。而在婚姻中，双方不仅在肉体上已经连为一体，而且在精神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应该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既然双方结合到了一起，那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人恋爱、结婚，总是想方设法抹掉各自的特性，将自己完全融入对方的存在之中，也将对方完全融入自己的生活，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状态。

　　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家庭是超稳定的，因为婚姻不是建立在相互恩爱，而是建立在家族利益的基础上，因此，婚后基本上不存在变幻的念头。即便双方感情不和，也不可能离婚，因为只有在女方不能生育或有外遇的情况下男方才能“休妻”。

　　在这样稳定的婚姻和“互渗”的状态中，双方都处于“放心”状态。而在这样的“放心”状态中，过分亲密在很大的程度上显得多余，即便不说“我爱你”，也不会有离婚和家庭破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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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七：儒家的中庸思想使中国人对感情的表达过于含蓄。

　　注重和谐，崇尚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人们通过对中道的崇尚和实践，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和谐。宋明理学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非不及。中庸的核心就是思想适度守常，行为不偏激，以理节情，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中庸思想认为，人们的喜怒哀乐不应当随意地表露出来，即便要表露，也要有所控制，并进行适当调节，使人们不至于过于喜乐，也不至于过于悲哀，因为过犹不及，乐极生悲。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爱情观中也注入了中庸的成分，使中国人在感情的表达上注重含蓄，避免外露，讲究节制，留有余地，不善于表达心中的真实感受。如果有人在情感的表达上比较主动，男的会被说成好色轻狂，女的则被指责为水性杨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也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或太性感，亦不愿意是在感情的表达上让他人说三道四。

　　此外，受儒家情感要不偏不倚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爱情观中还参杂了“敬”的成分，爱中有敬，夫妻应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既爱且敬，敬爱有加，不应该整日厮守，沉迷于儿女情长之中。只有这样，夫妻关系才能天长地久。但在实践中，爱是一种亲密无间，敬是一种距离崇拜，二者不可调和，亦不是一回事。因此，有敬的地方，爱便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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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会有男女相爱的真实情感。爱情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它属于整个人类。我们不是说，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男女之间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情，而是要说，在传统的文化熏陶下，男女之间有没有爱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婚姻，男女结婚后能不能生子，尤其是生儿子，能不能将家族延续下去。对整个传统社会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其它什么爱情、情投意合之类的概念都是第二位的。即便有，也是处于次要的地位。

　　“我”、“爱”、“你”这三个字，在汉语里很早就单独出现过。但是，这三个字拼凑在一起，变成“我爱你”，那还是近代的事。“我爱你”这三个字的结合，本身就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并非我们的古老语言所固有。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感到，对自己的恋人说一声“I love you”，会显得特别自然，而如果说“我爱你”，就显得特别别扭，甚至会感到有点肉麻，其原因就在于“我爱你”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汉语习惯语。

　　对于现代人来说，说出“我爱你”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谁都会说“我爱你”，但我们就是没有常说的习惯。由于上面所分析的原因，我们的思想里往往会产生两个误区：一是真爱就不一定非要说出来，二是忠不忠看行动。诚然，有时候即便说出“我爱你”，也并不能代表一切，并不代表两人有真正的爱情。但是，在恋人、爱人之间，一旦我们听到这三个字，我们会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快慰。这三个字非常神奇，能传达出某种积极的信息，能告诉对方你对爱情生活的热情和向往。一旦你以积极的心态去对待生活，生活就永远不会背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