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闽商路与上海闽商的行业特点
一、上海闽商的从商背景
传统商帮大致也可分这样两种类型：一类是依托某一类商品，或从事异地的商品买卖发家致富，一类是明显依托本省的小商品生产，以贩卖本省土特产起家。 闽商属于后一类。明清时期，闽商能够在国内商界形成颇具实力的商帮，与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特点有着极大的关联。福建枕山面海的地理环境，使其与内省的陆上交通极不方便，但由于面临大海，海运则成为与省外交通的特殊优势。福建境内的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等河流多由西向东注入大海，南来北往的大宗商货，都离不开水运，这成了福建与外界联络，向外界开拓的主要便利。福建又多山少平原，是中国东南诸省中地面起伏最大的区域，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福建的田亩数，一直在1100万亩至1400万亩之间徘徊，大约只有东南各省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这样的地形条件并不适宜发展粮食种植业。然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福建的人口从宋至清却增长了14倍。到清嘉庆年间，福建人均田地不到一亩，而开垦山地、围海造田的效果又并不显著。于是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成了福建经济的特色，从宋朝以来福建经济结构中，小商品生产的比重相当大，主要品种有：荔枝、龙眼、橄榄、桔子、茶叶、香菰、笋干、黑白糖、烟草；手工业产品也非常丰富，如陶瓷业、冶铁业、有色金属生产，都在国内占相当重要地位。从明代中叶开始，闽商以本地发达的手工业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开始大规模进行国内贸易活动。万历年间李光绪说：“（泉州）安平市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渔夷之墟”。明代福建山区商人依托本地土特产品也开始出现在省外市场上。如闽北延、邵两府纸商在万历时期销纸于北京，并捐资兴建延、邵会馆。闽西连城在明代印刷业就很兴盛，“以书版为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而关征从及之，其获利亦不少矣。”福建山区的造纸、制茶、冶铁、印刷；沿海平原地区的制糖、纺织、制盐、造船等行业，不仅产量大，且技术先进。尤其是木材、干鲜水果、烟草和海产品等极为丰富，成为闽商向外贩卖的对象。上述产品的生产和输出，有力地缓解福建因缺粮、棉，需向外省购买而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明清时期，福建海外贸易较发达，这不仅为福建注入大量资金，而且还带来许多海外洋货，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土特产和洋货，为闽商从事国内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
晚明的江浙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心及经济中心，福建则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过道。福建与江南的经济存在着互补性，就此而论，江浙与福建的贸易应是明清区域贸易中最发达的。明清时期闽商在省外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江浙沿海地区。清康熙年间，北洋航海开通，闽商大举北上，闽船北上华北、东北的商品以糖、茶叶、木材、纸张为大宗，南下的商货以大豆、芝麻、瓜子等农副产品为大宗。闽商北上贩运有力地加强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厦门志》称：“海商以贩海为利蔽，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上海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和中转站。
二、明清沪闽间的商路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有陆路和海路之分。福建是华南重要省份，它有着通向北部内陆的重要商道和水系，同时还有着向外贸易的优良港口。在康熙二十三年清庭发布“展海令”前，陆路商道曾占据着重要地位。之后，在陆路贸易并未偏废的同时，海路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清廷先后开设粤闽江浙四海关，上海、乍浦两处海关，一度集中了来自沿海各地的大量货物，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地位上升，成为国内、海外商品的重要集散地。
从明中叶以降，福建通往江浙有两条陆上通道，黄汴作于隆庆年间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一，从崇安分水关通往江西，然后从赣东北的玉山进入浙江的常山，再顺着钱塘江上游通往杭州。这一条商道主要是通过铅山与崇安之间的分水关而进入福建。期间须经过一些城镇，其顺序为：衢州、常山(以上属浙江)、上饶、玉山、铅山(以上属江西)、崇安、建阳、瓯宁、建安、南干、古田、侯官、怀安、福州(以上属福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铅山县河口镇。它是赣东北的交通咽喉与商业中心， 由这里发出的商船可以沿信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从而联通长江流域诸地；从鄱阳湖也可进入江西省的赣江水系，赣江水系的上源又可通向广州。此外，如前所述，在铅山还可以翻越玉山进入浙江，在常山县上船，进入下游的钱塘江流域。因此，明末的铅山河口镇，是东南区域运输的枢纽之一，对福建省来说。只要进入了河口镇，就可进入陆上的东南区域商业网络，由于这一原因，由崇安经分水关到铅山的商道，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出省商道。明人称这条商道为分水关大路，有时也简称为“大关”。
其二，从浦城的仙霞岭通往浙江的江山县，从而接通钱塘江上游的河流。由于仙霞岭山道既险且长，屡有意外事件发生，运输不够安全。因此，在这一条商道上有商品运输保险制度实行。明代的《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介绍，客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凡泊舟先寻主家行主，照数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银一钱，凡雇夫各有票照数挑至清湖县某家留歇。与清湖主人验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饭，每人半筒米与店主”。由此可见．商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货物分道而行。货物交给浦城的行主，他保证将其运到浙江江山县境内的清湖镇，而商人空手过山，到清湖领货。当时人工价钱十分便宜，从浦城到清湖的五天山路，一百斤货物的运费仅值银两一钱；此外还有一条从福州城西驿运到南平建溪水口运费价钱资料：“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下减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如此低廉的运费，是闽浙之间商品运输的重要条件。这一条陆路沿途没有河口镇之类的大镇，但它也因此不要绕道江西，“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不过，其间道路也十分艰险。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尽管山道修得较好，但因山道陡峭，“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到仙霞岭，“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明代仙霞岭没有设驿道，所以，人们有时称之为仙霞岭小关。在明代人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关”与“小关”之名。前一条商路要比后一条稍远一些，但因地位重要，成为福建通往江浙的主要商道。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海路交通比较方便。福建与江浙两地面临东海，拥有众多的港口，较为著名的大港有上海、今属江苏的乍浦，今属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属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东海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秋冬盛行东北风，春夏盛行东南风，帆船顺风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不过， 明代由于倭寇入侵东南海疆，闽浙二省都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沿海运输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照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五 月六月，正发船通番之候，有违禁越界之船，即将其船入官，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闽船不入，浙船不出，······”。
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当时闽浙边界的沙埕港是重要的贸易港，按照官方的规定，闽浙之间的货物贸易，都应通过这一港KJ换，分别由各省的货船将其运回。应当说，在嘉靖年间倭寇频频入侵的时代，闽浙官方仍能批准这一条例，对保护当时的沿海运输是有重要意义的。总而言之，明代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入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倭寇大举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府对海运的禁令也有所放松，尤其是福建方面，民众从官方获得船引是较为容易的：“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zf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
1685年清廷发布“展海令”，先后开设粤闽江浙四海关。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上海、乍浦两处海关，集中了来自沿海各地的货物。成书于日本明和年间(相当于清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公元1764—1771年)的《长崎实录大全》称，在上海、乍浦二地，各地唐船集于其地，互成交易，无论哪里出产的织物、药材、粗货、各种器物等形成数百行，江南、浙江、福建等商民携银购物由此输出，尤以从宁波、普陀山、福州、厦门、广东来的船为多。乾、嘉时期，“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上海)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嘉庆年间，北运河淤塞严重，影响了运河运载漕粮的能力，1826年，清廷决定江苏试办海运漕粮，在上海大东门老白渡设立“江苏海运局”，接着，江浙联手海运漕粮成功，上海港更趋繁荣，与明后期和清初不同的是，上海替代杭州成为华南与华北、东北之间商品交流的枢纽。沿海贸易以上海为中心，分为南洋和北洋航线。它不仅成为南北洋航运的中心，也是连接海运和内河航运的枢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通过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和远洋5条航线，与国内外建立了航运贸易关系，成为国内重要商埠。 “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由上海运往北方的主要有丝织品、茶叶、棉花、棉布等。同时苏淞地区所产的棉花、棉布，经由上海转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而这些地方出产的糖、纸、茶、胡椒、海产等，亦经由上海转销长江各埠。鸦片战争前，欧洲来的船舶主要集中广州，从南洋来的商船集中于厦门，商品再由闽广转运至上海。上海也有国外航线，主要是华侨经营的船舶，往来于上海、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