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个极讽刺的人。
一、1926年，郭沫若来到广州，目睹国共合作，在一番权衡后，毅然加入握有实权的国民党，混迹官场。
1926年，他也两次要求加入gcd，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便自动脱党。
而这时候，正是gcd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的时候。
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几乎从未发表言论声援gcd，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gcd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
二、1937年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不仅如此，他主动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大加颂扬，此文不长，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正在上海，他竟不闻不问。
三、公开失信于鲁迅
1927年11月，郭沫若回到上海，他主动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不久，郭沫若果然在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根据当时历史环境，如果郭沫若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命全局的大义，可以说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郭沫若就在《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如此失信，后来他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与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四、郭沫若一生正式婚姻三次
原配张琼华，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妻安娜（日本女子），五个子女。第三妻于立群，被称为“抗战夫人”，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妓女×××将性病传染给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五、“文革”期间，他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东躲西藏，甚至一味讨好，只为苟活。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
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
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1967年6月，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他对江青这样，对邓小平亦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
“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
他曾说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但难逃厄运。
毛主席昭告天下：要毫不留情地清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