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西厢记》

《西厢记》取得的巨大声名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的传奇文《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流传甚广，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也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王实甫之《西厢记》能够雄视百代，首先在于它占了一个“新”字，即创造性。独创性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王实甫也不例外。它和董《西厢》比较，非常类似却不是模拟之作，更不是董曲的翻版。王以董为蓝本，这是王实甫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事物的利弊总是相依的，正因为董曲太精美、太完整，才使后来的作者难以为继。很难设想王实甫面对这么一部精美之作要进行超越前人的再创作时，是怎样执笔构思的。要是个庸手，恐怕早就颓然掷笔了。原来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这里变成不利条件，因为月亮的周围是看不到星星的，“月明”则“星稀”，所以说，人们往往只看到没有董《西厢》就没有王《西厢》，却没看到，正因有了董《西厢》才难于产生王《西厢》。

王实甫以天纵之才把《西厢》从董曲中脱胎换骨、化旧为新的，显示了超人智巧和卓越的创造性。王实甫对董曲情节进行了调整和剪裁，使结构更为合理、紧凑。把说唱人物改为戏曲舞台人物。它的许多曲词比董曲更为形象、生动。王之《西厢》的人物形象就以其特有的生活具体性，从董曲的人物模式中跳脱出来。作者敢于在董曲的艺术规范中驰骋才能，敢于从和董曲相同之处着墨，敢于和董曲旗鼓相当地于同中示异而避免雷同和蹈袭之讥。王实甫在董曲规定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狭窄的范围内，凭借生活的具体性来纵横笔墨，把前人的艺术成果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写出同中见异的人物形象，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这是明清以来许多《西厢》的改编作者无法比拟的。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这其间经过众多文人的创制，所谓集思广益，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